摘要：朝鲜燕行使臣给中国官员送礼、进行贿赂、走人情，对中朝两国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人情礼物”不仅为中国受礼官员增加了经济和物质上的收入，满足了他们贪图享乐的虚荣心，而且还产生了一些积极与消极的影响。“人情礼物”类型及物品种类明清两朝与朝鲜建立封...
朝鲜燕行使臣给中国官员送礼、进行贿赂、走人情，对中朝两国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人情礼物”不仅为中国受礼官员增加了经济和物质上的收入，满足了他们贪图享乐的虚荣心，而且还产生了一些积极与消极的影响。
“人情礼物”类型及物品种类
明清两朝与朝鲜建立封贡关系以来，朝鲜为了维持封贡关系，付出了一定的正规与非正规开支，其中非正规开支即为燕行使臣的“人情礼物”。对“人情礼物”进行细致的类型及物品种类划分，可以更为全面地了解朝鲜在维持封贡关系中的非正规开支。
1.“人情礼物”的类型
燕行使臣送给中国官员的礼物，按照其送礼目的及方式可分为四种类型，分别是答谢礼物、疏通关系礼物、中国官员索买与索要的礼物和惯例型礼物。
答谢礼物指的是燕行使臣接受中国官员的礼物馈赠或帮助等其它情况的送礼类型。这主要表现在给中国官员的回礼上，分为两种形式，其一，清朝官员表达对燕行使臣的待客热情，会准备一些礼物赠予燕行使臣，而燕行使臣则要进行回礼。其二，是对中国官员给予的帮助或其它情况的送礼。
疏通关系礼物指的是燕行使臣为了通融好办事或达到某种目的给中国官员送礼，类似行贿，这与答谢礼物有一定的区别，疏通关系礼物是事先送礼，而答谢礼物是事后送礼。
中国官员索买与索要的礼物。索买指的是中国官员拿着钱来索买礼物，这种索买其实是中国官员打着要买礼物的幌子与燕行使臣进行不平等的交易。索要指的是中国官员明着向燕行使臣索要礼物，并不像索买一样遮掩自己羞耻行为。其次，中国官员索要礼物，相对于其他礼物类型，中国官员索要礼物这一类型的次数要多一些。
惯例型礼物是通常的、常规的做法，即燕行使臣将送给中国官员的人情礼物形成了定例，此后历次照例进行送礼。
明朝时，朝鲜燕行使团入栅后的行李物件都归各处驿站负责运输管理，有的地方官还派发劳役帮忙运输，朝鲜使团为了表示答谢送予其礼物，久之形成了定例。
燕行使团出使之前，朝鲜政府都会额外给使团一些路费，或是银子或是物件，目的就在于路途中打点中国官员，走个人情，这种惯例性的送礼，定于何时并不可知。
据洪命夏记载，栅门礼物数额相比此前“不啻十倍”，其表示“不知何使臣创此谬例，以启后弊也。”为了方便燕行使臣到各驿站走人情、送礼物。
此外，还有中国官员索要而成的惯例之礼。久之，这样被中国官员主动索要礼物也形成了定例，成为燕行使臣不得不遵守的人情惯例。
2.“人情礼物”的物品种类
朝鲜燕行使臣的人情礼物种类复杂，这里根据其名称及作用分为养生药材、食物佐料、文书工具、刀弓利器、生活用品五个种类。
养生药材类：朝鲜燕行使团队伍庞大，其中不仅包括正副使、书状官等使官，还随带一些医务人员，以备不时之需。这些医务人员随身携带的药材被选为人情礼物送给中国官员，其中包括清心元、蘇合丸、各种参、海藿、松柏籽、柏子、三草，等等。
在中朝官员人情过往中，对于中国受礼官员来说清心元的作用很大，而此丸在朝鲜本国并不被认为是什么珍稀之物。人参是朝鲜本国名贵的特产药材，经常作为商品对中国进行出口贸易，所以，出现在燕行使臣的人情礼之中并不罕见。
文书工具类：这一类礼物包括笔、墨、纸、砚四种物品。朝鲜燕行使臣大部分为文官出身，文书工具自然是必不可少，并且以此作为人情也是一份体面的礼物。
其中笔这一类有黄毛笔、黄笔；墨这一类有真墨、油墨、油煤墨；纸的种类较多，包括白纸、壮纸、红纸、桃花纸、雪花纸、大好纸、小好纸、白绵纸、大纸、小纸、诗笺等。砚这一类包括：花砚、江砚两种。
生活用品类：这一类礼物包括生活上的方方面面，复杂多样。分别是油芚、草油芚、黄布、凉席、花席、绵绸、白绸、苧布、银樽柄镜、银瓶柄镜、火刀、孔雀羽、花峰铁、花峰火铁、火铁、青黍皮、月乃、青青月乃、马䩞等。
食物佐料类：中国境内的各驿站会为燕行使臣提供基本生活物资，但除此之外燕行使臣需自己解决温饱问题，使团就会从朝鲜本国携带一些易存食材，所以使臣在解决人情问题时就会将这些食材佐料等物赠予中国官员。其中包括白米、白粒、各种鱼、海菜、红蛤、乾獐、乾雉、全鳆等，佐料这一类见于记录的只有胡椒。
刀弓利器类：燕行使臣朝贡途中使用刀弓利器不仅可以防身，还大量携带作为人情礼物送给中国官员。这类物品包括弓、片箭、筒（装片箭的筒）、刀器等。
明清两代燕行使臣的“人情礼物”变化
“人情礼物”具体发生了哪些变化呢？我们具体可以从送礼类型、数量以及质量上三方面来说明。
从历史记载的占比率来看，明清两代“人情礼物”类型有三点变化。
第一，答谢礼物与疏通关系礼物的频率有所下降，这就代表燕行使臣接受中国官员的礼物与帮助的次数减少了，燕行使臣找中国官员通融办事的次数减少了。
第二，索买与索要的礼物频率也有所下降，这就代表了中国官员向燕行使臣索贿即燕行使臣被动性送礼的次数减少了。
第三，惯例送礼频率有所上升，这种惯例送礼从 1751 年开始，几乎以后每年都要送礼，这也许是导致索买与索要礼物频率降低的原因。
其次是数量上的变化。明朝时期送礼数量较多的主要集中在 1608 年，清朝时期送礼数量较多的主要集中在 1751 年以后，
再者是“人情礼物”质量上的变化。从历史资料来看，明清两朝时期礼物质量差距甚大，这里可以从明朝受礼官员的表现得到证实。
明朝官员在受礼时对礼物质量进行指责且要求增加礼品，都说明了燕行使臣所送礼物达不到明朝官员要求的质量标准，并且明朝官员向燕行使臣索要礼物时，其所送礼品总是与其要求不符。
而相比清朝时期，却没有出现过质量不过关的问题，估计是明朝时送礼未形成惯例，使团出使前没有准备礼物，临时从使团的日常用品中拼凑，导致礼品质量参差不齐。清朝时期逐渐形成了送礼惯例，对于礼品的要求都有明确规定，且其礼物都是使团出使前准备好的，可以达到清朝受礼官员的标准，所以礼品质量较高。
再次，我们再来看看受礼官员的变化。历史记载，清朝受礼官员在总数上明显比明朝受礼官员多得多。明朝时期每个年次的受礼官员有时多有时少。
清朝时期与明朝不同的是，其在 1751 年开始几乎形成了送礼定例即惯例性礼物类型，这就使受礼官员也形成了定例，到指定的地点对指定的官员进行惯例送礼。
且这与明朝不同的是，清朝后期这种定例式的受礼官员，其涵盖范围较广，上至提督，下至从人，可见朝鲜对于明清不同时期的“人情礼物”的重视变化。
那么，燕行使臣对“人情礼物”的态度又是如何呢？
燕行使臣对于赠送“人情礼物”这一做法的态度，在明清两朝时期出现了很明显的变化。特别是在明朝，其表现出的态度与“人情礼物”类型是相关联的，明朝时常出现官员向燕行使臣索买与索要礼物，燕行使臣处于被动状态，往往都会对此类事件表态，而清朝却不同。
结语
总的来说，我们从积极与消极两个方面，分析燕行使臣的“人情礼物”对中朝封贡关系产生的影响。
首先，积极影响方面。第一，维持中朝之间的封贡关系，促进朝鲜朝贡的顺利进行。“人情礼物”在中朝封贡关系之间的作用说大不大、说小不小，因明清两朝时期贡道不同，朝鲜使臣送礼的官员及要求不同，但这不能左右朝鲜进行朝贡。
中国官员因朝鲜使臣送礼过少，经朝鲜使臣加送礼品后，驿站官员才下发“车辆票帖”，将使团人员放行，因此，且不论送礼方式如何、送礼多少，都有助于朝鲜使团顺利到达北京，不出差错的完成朝贡使命，将中朝封贡关系维持下去。
第二，对朝鲜使臣在中国积攒人脉，搞好人际关系有一定的积极影响。朝鲜使臣初到北京后入住玉和馆，其有专门馆夫把守，不得随便出门，使臣就会相应地赠与其礼物走个人情，以便使臣在北京长达两个月时间内可以出门游玩、观光、购书、结交文人朋友。
朝鲜的通事在北京期间除了担任翻译以外还进行小庄生意，凭借其宽泛的人脉与交情，经常向中国商人赊账。但这也都是得益于其送礼物、走人情比较到位，才能在中国境内顺利办事。
其次，消极影响方面。第一，中国官员向朝鲜使臣索要礼物有损天朝大国的形象，导致朝鲜使臣产生负面看法。在被动性人情礼物类型及燕行使臣对“人情礼物”态度的变化中，中国官员贪婪无厌的向燕行使臣索要巨额礼物，导致朝鲜使臣对其索贿行为产生厌烦心理。
针对屡次出现的索贿现象，朝鲜使臣表示中国应该设官监督并解决此类事件的发生，但其建议并未被采纳，且贪污腐败之风更为凌盛，中国官员并不觉得此作法违反常理。除索贿事件使朝鲜使臣对天朝上国产生不好的印象外，从燕行使臣途中记闻也曾记录中国官员的贪污腐败。
